胡耀邦：打开改革开放的窗口｜百年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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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四化建设蓝图。而父亲则是作为这一伟大工程的组织实施者之一，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的大舞台上。他的所有党务、国事活动，都是围绕着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进行的。父亲说：这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两个巨轮，是我们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发展大好形势的两个法宝。

然而，改革的每一步，都是艰难的跋涉。

1979年元旦过后，父亲就来到了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和珠海，面对着境外的繁荣景象思绪万千。难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没有规律可循？难道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就不能借鉴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增值的某些方法？

那时，深圳、珠海都还是相当落后的小渔村，房屋破旧，环境脏乱。父亲发现乡亲们的生活虽然普遍不富裕，可是不少渔民家里都有电视机。尽管是黑白的，屏幕也小，但在当时已经是十分稀罕的，即便是全国，也只有少数高级干部和大知识分子家里才有。

父亲很感兴趣地问：“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贵不贵？”渔民们告诉他：“村里常有人去香港卖菜，那里黑白电视机很便宜，只要挑几担新鲜的青菜过去，就能换回来一台电视。”

接着，父亲又在海边看到，当时在内地还被人们普遍珍惜的塑料布，竟被对面香港的老百姓当成垃圾扔掉，随着层层海浪漂到岸边。

这两件小事引起了父亲的联想。他跟广东省委的领导商量：我们能不能在沿海搞个橱窗，允许老百姓跟对面的香港人做生意，用互通有无的民间交换发展经济？

这正是当时当地部分有着宽阔眼界的领导同志已经开始思考的问题，不约而同的想法，把大家的意见融合到一起。父亲热情地鼓励他们，大胆地、创造性地进行经济改革。

然而在父亲离开广东不久，传到中央的消息竟是沿海地区在搞资本主义！

父亲听后深感诧异，他不相信与香港贸易就会很快变成资本主义。他决定再去当地看一看，并找当事人谈一谈。

又踏上那片亟待开发的热土，感受到人们充满创造力的改革热情。

习仲勋激动地对父亲说：你走以后，我们就干起来了。现在，经济发展很快。如果广东有自主政策，可能几年就能搞上去，但是在现行体制下不行。希望中央能给广东一些经济自主权。

他俩又谈到，广东沿海地区的老百姓不少人家都有亲戚在海外，如果能吸引一部分有钱人回来投资，做贸易也好，办工厂也好，那可以利用的资金就是现有资金的好几倍，甚至好几十倍！广东可以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在经济建设中先走一步。这样，不但会大大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而且也能尽快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有利于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有利于树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他俩越谈越兴奋，开发广东的政策也越谈越具体。最后，父亲建议说：“我看你应该同我一起回北京，我们可以一起找小平同志当面汇报一次。”

北上的列车载着改革者的激情和胆略，也载着改革的方案和蓝图，向着春回大地的北京驶近。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领导在关于深圳、珠海、汕头试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他同意：划出一块地来，搞一个特区。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城市改革和对外开放上，做出的第一个大大作。

当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用减免关税等灵活的优惠待遇吸引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增加开展对外经济的活力。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将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建立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次大胆创新和勇敢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父亲对经济特区的建设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80年9月，父亲在中央书记处第52次例会上，要求广东、福建充分发挥两省优势，先行一步富裕起来，为全国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他鼓励广东、福建两省，要有远大眼光，对外更加开放，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尽快把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成为对外联系的枢纽。

1981年7月，父亲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个月后，中央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提出了办好经济特区的十条政策措施。

经济特区的建立，给中国人民以极大启迪。从那时起，共产党人睿智的目光就投向了我国具有地缘优势的沿海地区，开始构思沿海经济战略这篇大文章。

1982年1月，中央书记处讨论关于沿海发展战略问题是，父亲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内搞活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办法。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有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经济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他就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关系作了阐述，说：“我们10亿人口大国现代化事业，应当而且只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但是，我们又绝不能困于过去的外币单位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团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家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

父亲强调说：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说过，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绝不是一国的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考察，而不能与之割裂开来。

父亲还指出：我们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不只是为了解决我国目前缺少建设资金和技术落后的问题。即使将来我国经济强大之后，对外经济交往和技术交流，仍将是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度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国策。

鉴于二次大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开始经济复苏并起飞的成功经验；鉴于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近万亿国外资本输入，并费尽心机地引进他们急需的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的现实，父亲认为，各国之间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多和扩大，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因而，围绕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突出的问题便是吸引外资。他说：“所以要把吸引外资提到这样重要的地位，是因为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缺乏资金。我们现在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960万平方公里难道还小吗？我们是英雄无用武之‘器’啊！”

这年11月，父亲首先来到四个经济特区中的厦门进行实地考察。在听取汇报时，父亲针对有把经济犯罪与对外开放混为一谈糊涂论点，强调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认为经济犯罪是开放政策带来的。这两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开放政策已经上了马，就不能像京剧《法门寺》里的县令那样‘在马上心神不定’，而是要快马加鞭，坚决把它搞好。”

父亲鼓励厦门经济特区的领导说：你们还是要大胆地干，只要不冲击民族经济，而是面向国际市场，并且我们是收地租的，我们能就业，我们收外汇，我们就不用怕。

1982年11月6日，父亲到福建宁德地区视察时说：福建这个地方，我看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第一，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带头地区。第二，应该是我们祖国东南的一个“橱窗”。第三，福建这个地方将来是吸引台湾回归祖国的一个基地。

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说：将来台湾的解放主要是用政治解决的办法，不是用武力解决的办法。当然，也不排除武力。靠政治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强大起来，经济上能够强大起来。当然，也要靠我们人民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的强大。

1983年春节前夕，父亲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

这时的深圳，正按特区发展规划确定的“规划一片，开发一片，收益一片”的建设方针，重点在罗湖、上步区2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始并完善道路、供水、供电、供气、通讯、排水、排污和平整土地所谓“七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昔日荒僻的边陲小镇，正迅速崛起腾飞。父亲兴致勃勃地实地考察了蛇口工业区，所见所闻，备感振奋。他热情鼓励深圳市委领导说：“你们已经闯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对你们总的评价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他指出：经济特区是个新生事物，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新事新办就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共产党员的立场不能变嘛!办新事情走新路子，将来全国都新事新办”。

1984年2月4日，父亲考察汕头经济特区。2月lO日，他与外交部一位领导谈起经济特区的建设时，深有所思地说：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太大了，先搞几个特区和世界经济接轨，搞好了再向沿海和内地延伸。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在思考经济特区的发展问题，并于1984年1月22日前往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进行视察。

邓小平南巡之前，父亲曾派有关人员到福建了解厦门特区的情况。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谈到了如何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范围内，并把扩大后的特区建成自由港，以带动福建经济发展的问题。对此次谈话有关内容的调查报告，父亲给予了肯定，并批转给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邓小平视察厦门时，充满改革情怀的项南在陪同邓小平乘坐游艇游览海上风光期间，再次汇报了把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的想法。邓小平表示同意。在之后的视察中，他说：你们的要求，我转告第一线的领导同志，让他们去做决定。

邓小平2月17日回到北京，24日与父亲等几位中央领导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他高度评价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

3月18日，父亲会见外宾时公开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厦门经济特区由原来的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

3月26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有天津、上海、大连、烟台、青岛、宁波、温州和北海等八个城市、四个经济特区和海南行政区的负责人，以及这些城市所在省、市负责人与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生动活泼地开了12天，形成了一个具有许多重要观点和具体政策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

建立经济特区及其所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典范，进一步增强了共产党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坚定信念。

4月30日下午，父亲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有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和中顾委等领导同志列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然而在会上，却有人提出强烈的不同意见。但是，那时大部分中央领导对改革开放的政策已深信不疑，经过充分的讨论，会议还是通过了这个《纪要》。

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纪要》，正式决定，由北至南进一步开放分布在我国18000多公里海岸线上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提高开展对外经济的活力。

这是继五年前创办四个经济特区之后，中国在实行外向型经济方面的义一重大举措。

国际舆论惊呼：这一战略决策，是中国35年来“所采取的最大胆的行动”!

中央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后，仅过了半年，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厦漳泉三角洲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三个经济开放区遵照中央要求，逐步形成农工商贸型的生产结构，按出口贸易的需要发展加工业，按加工的需要发展农业和其他原材料生产。

继而，沿海经济开放区又扩大到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

1983年初，父亲视察了海南岛，建议赋予海南行政区较多的对外经济合作自主权，并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6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赋予海南行政区相当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从而为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打下了基础。

至此，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外经济战略的部署，从南到北，形成了拥有1亿多人口的半月形沿海经济开放地带。

世界各国都注意到，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样自信地主动敞开了面向太平洋的全部国门，虚怀以待着滚滚而来的世界经济大潮。

父亲曾经说过：“能否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取得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可能也是他一直极为关注经济问题和经济建设的根源所在吧。